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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连续五年参加最重要的“中国之约”，这家外企被“谁”吸引？******
文/张文晖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于11月初开幕。
作为进博会的“老朋友”，施耐德电气已经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已成为施耐德电气最为重要的‘中国之约’。”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正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
国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叠加疫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并未动摇施耐德电气对华投资的信心。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尹正强调施耐德电气将不断深化在华布局，持续赋能中国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是什么吸引着这家老牌外企？本届进博会又将带来哪些亮点？
访问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市场吸引力不减
国是直通车：进入中国35年来，是什么让施耐德电气不断强调要“深耕中国”？
尹正：施耐德电气近年来不断增加在华投资，尤其是本地研发投资。对施耐德电气来说，中国市场拥有三大吸引力：
首先是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国产业正迈向数字化和可持续的双转型，对于绿色创新产品、数字化技术和低碳解决方案的市场需求巨大；
其次是产业链的吸引力。中国的产业链门类齐全、完善，在国内找到质量好、高性价比的供应商，比在其他任何区域都容易，我们在中国已实现90%以上的本土采购率；
第三是创新的吸引力。中国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人才资源，已成为施耐德电气的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和创新的源泉。
同时，中国坚持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配套措施。从国家到地方，中国整个产业布局和吸引外资的策略一直在升级，这些都促使施耐德电气坚定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
始终秉持多元本土化
国是直通车：施耐德电气投资中国并取得成效的“奥秘”是什么？
尹正：长期以来，施耐德电气始终秉持多元本土化战略，与中国社会、经济和产业共同成长。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投资取得成效，离不开不断强化的本土能力，包括人才、研发、供应链、朋友圈四个方面。
本土化人才方面，施耐德电气充分赋能本地团队和培养本土人才，中国区的最高决策团队全部由本土人才组成。同时，中国培养的人才也开始承担全球管理职责，我们从全球人才输入中国，迈入本土人才输出全球的新阶段。
本土化研发方面，中国是施耐德电气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拥有北京、上海、西安、深圳四大研发中心。过去五年，每年在华研发投入都增加15%以上。近三年，研发人员增长了30%，新增的研发人员中，专注于数字化研发的人员达到51%。目前，研发团队已经超过2000人，我们的中国原创绿色数字化产品也不断走向世界，中国研发从“在中国，为中国”向“在中国，惠世界”加速迈进，向全球市场输出更多中国智慧。
本土化供应链方面，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有近30家工厂和物流中心，以及1600多家本土供应商，已实现90%以上的本土采购率，可无缝衔接全球资源。同时，施耐德电气积极打造端到端绿色供应链，增强产业链竞争力。
本土化朋友圈方面，从早期的商业伙伴，到技术伙伴，施耐德电气不断拓展新兴的生态伙伴关系，并积极赋能合作伙伴向数字化和可持续转型，打造绿色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强化本土朋友圈的力量。
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数字化”和“可持续”，并进一步提升创新等本土化能力，强化产业链、注重可持续生态圈的培育，携手中国用户共同成长，共筑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理念、新产品，新服务、新应用
国是直通车：本届进博会上，施耐德电气将向市场展示什么？
尹正：一年一度的进博会，充分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与行动，这也是施耐德电气植根中国、发展壮大的丰饶土壤。
第五届进博会上，施耐德电气将围绕“数字赋能，全程减碳”主题，以零碳城市图景为代表，通过覆盖12大行业的60大零碳应用场景，勾勒出“零碳城市”蓝图。并通过展示针对各个应用场景的零碳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领先的数字化技术和绿色生态。
针对当前制造业面临的韧性、可持续、数字化三大挑战，绿色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数字化技术是迈向绿色智能制造的最佳路径，也是“双转型”的加速器。施耐德电气将展示从规划到落地的完整的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及最新实践成果。
此外，施耐德电气还将携手生态圈伙伴，共同展示领先技术与实践成果探索更多合作机会，共同加速产业“双转型”。其中“减碳大师”计划集结各行各业的减碳先行者，搭建旨在赋能更多伙伴的平台；以及绿色能源管理方面的一系列解决方案与成功案例等。
我们期待通过进博会这一平台，携手更多中国伙伴加快数字化和绿色低碳的双转型，合力推进双碳目标加速落地。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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